任性如马云,也改变不了香港这栋大厦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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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想象,在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高速发达的今天,在亚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香港,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大厦:重庆大厦。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一本关于这个大厦的书发布了中文版1:,副标题很有意思「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在麦高登看来,这个五栋楼的重庆大厦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代表,就如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2所指——现实里的重庆大厦几乎就是一个有着独特循环系统的小森林:新人们慕名而来,旧人们也以森林规则抑制森林里的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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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麦高登记录了他所见到的一干人等:

在香港这个地方,你可以赚钱过上好生活,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渴望落叶归根回到印度,我是一个锡克人,但是却因为要配合香港习俗而摘掉头巾、剪掉头发,连我兄弟都批评我不带头巾

……

一天下午在重庆大厦背面,我透过一个人(一位瘾君子)的硬纸板住所,居然看到他在阅读贾雷德•戴蒙的《枪炮、病菌与网铁》,这本书我当年给人类系的研究生理论课列为阅读书目。

……

一个手机店的商人告诉我:“没错,很多非洲人都到中国大陆去了,因为他们想在那边闯事业,但是大多数人是因为拿不到香港签证才去的。如果他们有签证,还是会回到香港,因为他们能够信任这里买到的手机。”

麦高登不断强调了重庆大厦的「低端全球化」现象,意指在缺乏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发生在重庆大厦的商业活动完全基于一套独特的规则,而这套规则的不稳定性又不断提高了交易的成本。

重庆大厦如此廉价,正因为穷国中的富人在富国成为穷人,他们多数人只能负担这里的价格。然而撇开其表面的奇异色彩,重庆大厦的资产阶级特性是其最突出的面目。不论大厦中的人们正处于何等境遇,比如避难者、性工作者或瘾君子,他们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生的赢家。重庆大厦依旧是一个边缘地带,因为它与香港其他地方在种族组成上不同,受到大部分香港华人的歧视或恐惧。然而,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边缘地带,甚至是一个世界主义的.

但即便这样,重庆大厦里的跨国贸易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作者统计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我根据其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的贸易活动粗略估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20%的手机销自重庆大厦。据我所知,手机店铺平均每个月销售一万五千至两万个手机,小店则可能每月售出五千到一万部手机而已。

某种意义上,重庆大厦可谓社会自组织力量的集中体现,比如麦高登提到了大厦里的宗教情况时这样写道:「重庆大厦的一般态度是,在追求利益的大背景之下,种族及宗教的矛盾只不过是令人分心的情绪而已。」

麦高登的书让我想起去年罗伯特·纽沃夫所著的《变革:地下经济的全球性崛起》3,在纽沃夫的调查中,他发现了一个18亿人参与的巨大工程,从最微观的层面找寻其中的奥秘。他试图为这种DIY经济正名,DIY经济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也广泛运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看似个体无规律、无效率的交易活动,在市场的作用形成一个个可独立运行,同时具备一定抗风险性的自组织经济体,从另一个层面塑造着全球经济。正是在DIY经济的帮助下,即便是战乱不断的国家的偏远山区,其经济生活依然可以有效运行……

不过,尽管这种地下经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低端全球化」的经济形态还能保持多久呢?


  1. 本书英文版 2011 年出版,原书名为 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

  2. 电影《重庆森林 》1994 年 7月 14 日 上映,该片令导演王家卫声名大噪;

  3. 《变革:地下经济的全球性崛起》 一书系 2015 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