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的「罗曼蒂克消亡史」

好奇心日报昨天推送了一篇颇为大胆的选题—— 试图梳理过去 16 年中国报纸行业,尤其是都市类报纸的盛衰兴亡历史,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到,躲在所谓技术变革、用户阅读兴趣转换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是真正的动因,颇为可惜的是,好奇心日报的这篇文章小心翼翼地躲开这个敏感问题:

更重要的一点是,媒体限制让这类有可能产生社会影响力的稿件空间越来越窄。

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不管把谁当作标杆企业,都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华西都市报》、《华商报》等都市报曾在 1990 年代后期有过异地监督的案例,但 2005 年前后,“异地监督”开始受到限制,这形成了都市报在践行调查性报道、批评性报道时的阻力,也是徐俊口中“可能有风险”的来由。

我当然理解这样写的初衷,只是将中国特色的报业困境放在商业领域的讨论毫无意义,这不过是作为外人所能看到的景象:在互联网内容消费逐渐成为主流的背景下,纸媒的订阅自然下降,广告也自然下降,这是中外报纸面临的同一个困境。

然而与《华尔街日报》卖身媒体大亨默多克、《华盛顿邮报》被硅谷精英贝佐斯收购以及《纽约时报》一次次业务调整相比,中国报业的结局相当惨烈:

2016 年 12 月的倒数第二天,徐俊说《东方早报》的老同事们张罗了一场小型的聚餐,30 多人,地点选在了威海路上一家名叫“小实惠”的饭馆。地方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徐俊说,那家饭馆是以前下班或者夜班结束后吃夜宵会去的地方,“吃了十多年了”,那天晚上被“我们挤得满满的”。

这个聚会中,有人来自澎湃,有人来自梨视频,也有人已经散落在各处。

但已经没有那个叫《东方早报》的报纸了。

……

在《东方早报》停刊的前一天——《京华时报》也出版了最后一期。它的所有人员转入《北京晨报》或者离职。创办者朱德付在 2009 年离职后曾出任阿里巴巴媒体业务副总裁。他在《京华时报》停刊前接受采访时称,虽说早知道纸媒大势已去,但只不过“以为是抛物线,没想到是断崖式”。

“(管控)有时候松一点,有时候紧一点。”《新京报》首任总经理韩文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总觉得社会在进步,我们在努力,这个天花板会上移,或者说没有了呢。”2015 年在辞任了一家铁路及航空媒体运营公司的行政总裁职务之后,他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在 2007 年《新京报》“最好的时候”离开,不希望提及过去任何有关《纽约时报》的事。

“中国不可能有《纽约时报》的,中国不可能有《纽约时报》的。”他说。

这更像一个时代的谢幕,那些人、那些口号、那些曾经的理念,一并在近几年的雾霾中消散了。如今,这是一个属于算法,属于张一鸣的时代,
Keso 曾这样评价

默多克说过:想提高发行量?很简单,降低你的品味。传媒大亨的经验之谈,其实没有多少指导意义,难的不是你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你知道也做不到,你毕竟还保有一点传媒人的尊严和底线。

算法就简单了,它不知道什么叫尊严,也不知道什么是品味和格调,它所知道的是,你点了这个low标题,证明你喜欢这种low内容。按照让用户满意的原则,就应该喂给你更多类似的low内容。我已然够low了,还用你帮我更low吗?

但即便是所谓无情的算法,依然要受到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还记得这周今日头条里大量新闻被删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