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读到一篇很有野心的文章。

虽然《好奇心日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1920 年代,如何成就了美国的黄金时代?》,文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也是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历史,但编辑们还是在文章的开头借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2014 年接受《朝日新闻》驻纽约记者访问时所说的话:

但我认为中国现在就像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或是 30 年代前期的情况。

其意图不言而喻。

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跨越式发展,其速度,或许是有史以来所有国家最快的一次,与整体快速发展一起暴露出的个体问题也层出不穷,「如此复杂,它潜能巨大,也充满陷阱,热情谈论它时总是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当然,这是在说美国的历史,但你读起来却像极了当下的中国:

这个新兴社会好像轻而易举取得了几乎每一个领域的优势:金融信贷,军事实力,流行文化,发明和技术。他们似乎也不相信可怕的偶然性会破坏人自身努力的结果。实用主义哲学正流行,代表的哲学家约翰·杜威声称,个体的发展本身已是最终的目的。

在那个疯狂的时期,年轻人的选择充满了时代烙印,20 年代诞生的《时代周刊》「评选出黑帮人物阿尔·卡彭1,保守人士视为社会毒瘤,他们看作英雄;他们还着迷于墨索里尼,他成功地为意大利通常混乱的政局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他是“所有意大利人无所不能、刚健有为、精力充沛的独裁者”。」

当然,这在后来被证明有点儿危险。但人们在当时是多么痴迷聪明、果敢和无法被打倒的乐观特质啊,以至于忘记了有风险这回事,甚至对真相也不十分感兴趣。

无独有偶,三年前,一个叫欧逸文的美国记者为中国的当下著书立传,书名就叫《野心时代》,他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这样描述所谓的「野心」:

野心的用法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些转变,20年前,假使我们说某人有野心,那是对这个人的冒犯;但是如今的中国,野心成了必须,如果你没有野心,那你就落后了。而在“热”和“个人主义”背后,正是“野心”在驱动。这就是我开始研究野心的过程。

而对于中国当下与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的相似之处,欧逸文有自己的看法: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此刻的中国与美国的1800年代末期或20世纪初期有着> 诸多相似。美国的20世纪初期,后来我们叫它“爵士时代”,或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那时处处隐藏着可能性,那种一个来自北达科他州小镇的的青年可以在大城市成为大亨的可能性,只因为他富有决心,也许还有一点不守规矩。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正是那时候美国建起了摩天大楼,正是那时候美国修建了全国铁路,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财富太多而人又那么少。那时候只要你打破规矩,敢于牺牲,你就能达成目的。这种可能性正是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的相似之处。

但激动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系统逐渐失去控制,因为一小部分人精于利用制度的漏洞从中谋利。因此,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治理食品的不安全,查处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厂,调查财团或富人操纵政治以谋私利。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这多么像中国。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走过那个痛苦的,剥削的,权势人物豪夺强取的时代,继续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人们意识到过速的野心与发展带来的弊端使我们必须停一停。因此美国当时采用了一些方法,比如利用工会,媒体,中产阶级来修正这些弊端,尤其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同胞负责。由此治理了腐败,在权力与机会之间找到平衡。

但欧逸文敢说而《好奇心日报》没敢指明的一点:中美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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